从正月初二开始，金军组织横渡黄河。由于船只太少，远远不够用。他们于是砍伐树木，制成若干木筏用来渡河。经过五天抢渡，到正月初六，金军骑兵已基本过河，而步兵才刚刚到达河北岸。

斡离不下令，步兵精壮之旅迅速过河，老弱者不必过河，留在北岸的浚州城里。斡离不派人将沈琯找来，对他说：“现在南岸已无一人，你来日须去到汴京。”

沈琯点头答应。

过河之后，斡离不望着波浪滔滔的黄河水，对沈琯很感慨地说：“南朝可谓无人矣，若有一二千人守河，吾辈岂能渡哉！”

沈琯闻言，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很不理解，官军为什么不利用黄河天堑来阻击金兵？为什么弃河而逃？

宋军弃河而逃，主要责任就在于梁方平“单骑遁归”。他从浚州跨上马，马不停蹄地一路飞奔。跑回京城后，他不敢入城，害怕受到军法处置，于是便在城外收集溃退散兵，然后驻守在外城西城墙一带。

梁方平所部骑兵溃退后，何灌率领的步兵在黄河北岸也闻风而溃。何灌觉得，单凭自己一己之力，无法守住黄河，于是一边从滑州撤退，一边收集溃散之卒，退守氾水关。

郭药师过河后，率领先锋军迅速占领滑州。然后，紧随何灌之后，一路追击。等郭药师追至氾水关，何灌所部又不战而溃。何灌无奈，只好率领剩余兵马退还京师。

正月初五那天，何灌回到京城，请求觐见宋钦宗，欲禀报梁方平逃跑之事。由于当时正处于纷乱之际，宋钦宗根本顾不上追查黄河失守之责任，也没时间接见何灌，只是下旨令何灌控守京城西隅。

金军渡过氾水故道在今河南中牟县南后，骑兵劲旅整理好队形，击鼓而壮行，浩浩荡荡，气势震天，朝着东京城奔驰而来。沿途府县纷纷派人疾速入京，向朝廷禀报敌情。

正月初六上午，宋钦宗从宣德楼回到延和殿不久，消息纷至沓来，“中外震动”。为应对非常之变，宋钦宗立即对朝廷领导机构作了调整：

免去白时中太宰职务，任命李邦彦为太宰兼门下侍郞，张邦昌为少宰兼中书侍郎，赵野为门下侍郞，王孝迪为中书侍郎，蔡懋为尚书左丞，吴敏继续担任枢密院使，李纲继续担任尚书右丞，耿南仲由签书枢密院事升迁为尚书左丞，唐恪任同知枢密院事，吴幵莫俦权直学士院。上述这些人，构成了当时朝廷的核心决策层。

当时，为皇上御驾亲征而准备的行营辎重，屯集在京城南边的尉氏县。李纲向宋钦宗建议道：“现在敌兵已近，陛下不宜亲征，建议将行营辎重运回城内，专心一意守卫京城。”

宋钦宗同意，说：“辎重马上运回，撤销亲征行营使司，改任卿为御营京城四壁守御使，统一指挥全城守御。望卿团结军兵，捍御贼马。如立到功效，并当不用常例，持加恩赏。望多出文榜，晓示军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