遂古之初，谁传道之？

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屈原 《天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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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对于屈原的《天问》《九歌》也是喜欢，认为其对后世有深远影响，也在情理之中。

宋代洪兴祖论说《天问》之作：

其旨远矣。盖曰遂古以来，天地事物之忧，不可胜穷。

欲付之无言乎？而耳目所接，有感于吾心者，不可以不发也。

欲具道其所以然乎？而天地变化，岂思虑智识之所能究哉？

天固不可问，聊以寄吾之意耳。

楚之兴衰，天邪人邪？吾之用舍，天邪人邪？

国无人，莫我知也。知我者其天乎？

白话文的大意是：

洪兴祖非常赞赏《天问》，说此文道出了诸多亘古忧思，都只是好奇猜想推测发问，没有人真正的能说得清，道得明。

天地变化引人深思又非人的智慧所能把控；

天不会回答人的疑问的，天问也只是说说自己的想法罢了。

大到国家兴亡，小到人生起落，都可能不只是人为，而是天作。

孤独之人，或许不是孑然一身，还有上天在监察。

但《天问》只是问，没有回答；因为本也不期望有答案。

说是问，不如说是向天的祈祷，与天的交流。

人间太多纷扰，在地上理不出答案，或许问题的根源在已知的事物之外。

无处诉衷肠，向天话凄凉。

《天问》之后，唐朝柳宗元写了一篇答疑之作《天对》。

用元气，阴，阳三位一体作为本源，开始给出一个所涉及问题的答案。

但明显的是个低分之作。

太史公读《天问》，悲气志者以此。柳宗元作《天对》，失其旨矣。

太史公的评价的意思是天问是人类悲歌，柳宗元的回答没有怜悯苍生的内容。

《天问》是问人间不平事的解决之道。

后又有唐代刘禹锡看柳宗元写的《天对》确实没有展现文学界，理学界，道家的学术成果，就写了《天论》：

“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

“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动物之尤者也。

“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

“故余曰：天与人交相胜耳。

“其说曰：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

......

“人能胜乎天者，法也。

“法大行，则是为公是，非为公非，天下之人蹈道必赏，违之必罚。

“当其赏，虽三旌之贵，万种之禄，处之咸曰宜。何也？为善而然也。

“当其罚，虽族属之夷，刀锯之惨，处之咸曰宜。何也？为恶而然也。”

刘禹锡这《天论》洋洋洒洒，确实发人深省，领会了屈原天问的主旨所在，阐明了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和面临的困境及解决之道。

《天论》写了很多有用的东西，为政治立法提供了理论基础，为社会存在形态，人生的意义及生活方向，方式都提供了理论基础。

人类的刑罚与法，是合天理的，天经地义。

人在天道中，蹈道必赏，违之必罚。

如若凄惨悲哀来者背道而行，则不需要困惑，也不要同情。

《天问》是人本主义的，《天论》是道本主义的。

在当时的西方国家，道就是神，道本主义就是神本主义的。

统治阶层看到社会统治不需要天道也可以达到眼前的目的，就鼓吹人本主义。

这是没有远见的，也是所有朝代都最多只能坚持数百年左右光景的原因。

因为看重人本过于道本，最后人的罪恶就会无所约束。人的欲望取代天道地位作为赏罚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