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窄的弄堂里，有人在走廊口用煤饼炉炖罗宋汤，弄得一二楼飘满了番茄的酸甜味道。她抬头喊道：“你的衣裳好不好拧干点！滴我一身都是。”

女人的上空像杂技团似的飞满几十条线，铺满各色汗衫裙子和男人女人的内衣裤。有条工作裤的裤脚正往下滴水，灌进她的脖子里。她喊了几声后叫不听，捋起袖子就要上楼去敲门了。

有另一户人家把窗子推开，一颗脑袋伸出来看了半晌，发现不是自己的衣服，松口气后专心致志地看起对面上下楼的人在阳台吵架。

景行每天都要经历诸如此类的场景。他忽然发现自己很喜欢这样的场景。他凝视着一种久违的温度正悄然回归到他的身边。刚来的那两天，他还是幽魂一般安静，路过跟学校走廊差不多细长的院子，走到最顶的阁楼，门一关上，就像是把自己遗弃在了幽闭的玩具箱里。

景行到上海后，在愚园路上的亨昌里租了个阁楼。他安置后第一件事就是清点过身上所有的钱，全是高师傅临终留给他的和在王家领的工钱。大学学费昂贵，每年都要上交两百多个银元。大学四年学费，补习班和房租上的钱就必须匀出一千三百元不能动。余下仅有两百多，绝不够他四年的花销，若是遇上生病等大事，又会紧很多。他整理着箱子里的衣物，正想着在课余时间找些零工，发现底下压了个信封，打开一看里面有三百元现钞。他立刻明白是胡适夫妇给的。

景行在七月下旬参加胡适推荐的几所学校的入学考试，在八月中收到其中一所的录取信。虽有胡适的介绍信帮忙，但他也并没有掉以轻心，在报名后又去报了一个英语晚班。他希望能用课程填充所有的时间，不给“出神”留下余地。

八街九陌，接袂成帷。他站在街口，时常被五光十色的霓虹灯闪得头晕目眩。这里没有片刻是安宁的，喧嚣和时髦是两座招牌。鳞次栉比的花园洋房，欲与天公试比高的百货大楼，金碧辉煌，软红香土。中山路上的海关钟楼又传来悠悠声响，提醒人们时光又悄然流逝，微不足道的一个钟头。月季花般妩媚的旗袍女子画像制成的月份牌挂在米色的砖墙上。街道永远都回响着最新一届天后的歌声。唱片行里金色的留声机像磕了药一样不停地旋转，吴侬软语娇滴滴地从巨大的喇叭中传出，撩拨着每个路人的耳廓。无数独自行走的女子，将妖娆的事业线裹在水红或靛蓝的旗袍之中，停在脂粉店前，拈起一盒香粉，凑到鼻尖下轻轻地嗅，然后皱起眉问：“多少钱？”

她的神情分明是不太看得上的，却问了价钱。

他总觉得从新城来的自己格外乡土，对逛街的事原就不敢兴趣。用了两天时间坐了十几班电车，找到几家大型书店的位置，就很少再出门。他和林书南一直有书信来往，告诉他已经念上大学，也找到了住的地方，现在生活很平静，尤其是他的小阁楼，被他装修成一个小型图书馆。景行说可以用书再搭一张床出来，随时欢迎林书南来。他也给胡适江冬秀写信，大都是一切安好的话。除了她，他也尝试下过几次笔，但是都无疾而终。

他去向林徽因告别时，沈从文也在，于是托景行替他给好友顺道带封信。因景行经常出入“太太的客厅”，所以他和沈从文也日渐交好。有次大家讨论边城时，景行说：“一眼就能看到底，但是一眼却看不完。山水间的人和事，无需用心去猜度沉思其中的深意。但若是不走进去，光用眼睛看是一个字也看不懂的。”

他听后，对林徽因笑道：“我日常说你聪明绝顶，像雪地中的一枝山茶，多少狡黠和艳丽都藏在素雅静谧之中。现在看来这位小客人也是得了你的真传。”

沈从文说现在日军盘查地下分子很严，邮局的信大抵都是被人拆开看过的。虽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密信，但他极厌恶这种公然窥探他人隐私的行为。像景行这样不点眼的普通学生在人群中走，不会有巡逻队把猜忌放到他身上。

景行去过一次，然而并没有人在家。后来八月中旬他再去，才有人开门，是一个戴眼镜的男子。景行上前问：“请问这是李尧棠先生的家吗？沈从文先生让我替他带封信来。”

他颔首道：“我就是。”

他原要请景行进屋坐坐吃杯茶再走。景行因为晚上有补习班，谢过他的好意，把信交付后就告辞离去。

因为时光过得很平静，不知不觉已经入了冬日。十一月初，财政部发布公告，推行法币。因以白银做货币，银价变动会对物价造成大影响，通货紧缩尤为显着。故推行新式货币，个人所持白银必须上缴，换取相应数额的钞票。

景行找了个下午，将那些银元都换成法币，揣在袋中，竟生出格外空荡之感。他走过繁闹的街口，生活逐渐和上海接轨。不论是课程，人际关系还是课余时间，都像是平静无风的海面。有几个相处较好的同学总是说他太安静了，应该开朗些，常常邀请他参加交际活动。景行也觉得和他们一比，自己确实像个呆子，这样下去迟早会像同学笑话的那样，酿成抑郁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