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确是个道德君子，即便其人大开操纵御史言官罗织罪名的先河，但却终究只是倚之为推行新政的手段。

相比起继其人之后主政的士大夫们，无论是新党也好旧党也罢，一个个不论青红皂白、有益无益，只要能够打击对手便无所不用其极的行为，终究是要体面得多。

但是在理财方面，其人却似乎并不是一个个中能手。

当下大宋朝野之内存在着一个共识，目前他们面临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前所未有的重大财政危机。

其实从财政收入丰富性上来讲，大宋相较于汉唐绝对是诞生在了一个好时代。

这个时代商业的长足发展和繁荣，使宋政权极大程度上摆脱了对农业的依赖，甚至是从前历朝历代无比重视的田制，到入宋以后都变得像是闹着玩一样。

所谓是“田制不立、不抑兼并。”

庞大无比的工商税收入和稳定的官营工业，本足以让宋政权的日子过得宽绰许多。

然而也就是日子过得太宽绰，渐渐养成了宋廷以至于各级官府，都在大手大脚地挥霍着钱粮。

历经真宗、仁宗两朝太平之后，财政支出过于冗滥的局面终于还是形成了。

这便是老生常谈的“三冗”。

冗兵则国家武备不振，容官则官家政务难通，冗费则国家财赋难济。

三者各有侧重的危害方面不假，但归根结底还是要落在“钱”字上面。

常年累月的问题堆积下来，最为突出的一个结果在于：国家是真的没钱了！

重大的财政危机引发了统治者们的重视，早在先帝的先帝，也就是宋仁宗末年的时候，一场由已故范文正公主导，如今的所谓的旧党领袖们，也即韩琦、富弼等人参与的新政拉开了帷幕。

史称“庆历新政”。

不同于王安石变法，庆历新政将目光更多的集中于政治层面，具体来讲是官员选任何考课方面。

通过改革科举制度、整修官员考课升迁条例等等办法，宋代长期存在的冗官问题一度得到了缓解。国家财政开始复苏，官僚体制运行效率也不断提升。

不过这场集中于政治领域的改革，最终也由于政治领域的反扑而宣告失败，范文正、韩琦、富弼等人，纷纷被大规模触动利益的官僚士大夫集团撵出了朝堂。

而当今官家自继位以来，便积极谋求实施财政改革。

这倒不是说他只想改革财政，而是一则财政问题确实明摆着很严重，二则政治问题处理起来实在棘手。

自家便宜祖父没能解决的问题，他也多少有些打怵。

于是其人开始在官僚体系中物色合适的人选，且不提他是如何左思右想之后，最终选定了王安石这个门外汉，来替自己主持和指挥大宋财政改革。

只说从结果上来看，咱们这个号称英明神武的官家，显然是多少有些失误。

王安石变法口号总是喊得十分响亮，如“使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什么的。

但随着一个个政策实施下去，如青苗法、市易法等等，最终却是纷纷背离了自己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