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书辉小的时候，他就一直隐隐约约的有一种感觉：世界好像在不断提速。

他刚产生记忆那个时代，也就是八十年代末。他生活的地方还不能经常的看到汽车。国营兵工厂里，也只有作为副军级领导的总厂厂长和党委书记能坐得上轿车。各分厂厂长的座驾，大部分还都是那种绿色的北京吉普。

等到他九十年代初上初中的时候，在他家那里，就开始可以看到很多小轿车的身影了。其中日本车多，欧美车少。在东北边陲的一个小城里，从北京吉普也不多见，到小轿车满街跑，不过才用了几年的时间。

等进入新世纪，他初中毕业的时候。手机这个东西就出现了。他上高中的时候，已经就有家庭富裕的同学配了手机。手机在那个时候，对于王书辉，还属于有钱有势的人家才能有的奢侈品。

等到他上大学的时候，他就用打工的钱，买了自己第一部手机。因为那时候，手机已经成了每个人都有的必需品了。连收破烂的人都有一部。

王书辉研究生毕业，到大学里当老师的时候，因为学生们经常嘲笑他的古董手机，他不得已花了四百多块钱，买了一部国产的手机。这部手机可以上网、可以发微信、可以拍照片、可以，可以，反正有用没有用的功能，它全有。

只在手机这一件东西上，王书辉产生了一个明确的认识。工业化本身就是一种正义。

想一想，难道不是这样么。从新世纪初到他上大学这四五年的时间里，手机从干部家庭、富商家庭的子弟才能拥有，到王书辉这个准孤儿，靠一个月打工的钱就能买到。他不认为这是谁的恩赐或者赏识，自己的财富也没有实际性的变化，自己仍旧是一个一文不名的无产阶级。

但是，第三次工业革命推动的微电子工业技术的全速发展，让自己这个无产阶级，在使用手机的问题上和既得利益阶层享受了相同的待遇。

当然了，那些既得利益阶层还可以花更多的钱，去享受订制待遇，或者花更多的钱，给自己的手机穿金戴银镶钻石。可是，手机仍旧是手机，至少在通讯问题上，自己这个无产阶级和既得利益阶层是完全相同的待遇。

王书辉就是认识到了工业化的发展，在技术层面是不自觉的有利于普通劳动者之后，才除了在大学时代上了几天公知母知的贼船以外，一直坚持科学的思想理论的。

穿越后的王书辉在亲身的体验了封建农业社会的实际状况之后，更加深刻的认识到工业化的正义性了。

比如说，在教育问题上，他就感到，要是没有工业化，没有自己建立起来的初级的，现代社会乡镇企业水平的小工业基地。想要对三千多个五岁到十五岁的青少年进行普及教育，那完全是扯淡。

没有砖瓦厂，就没有小二层的教学楼和宿舍楼没有钢铁厂和水泥厂，就没有生产水泥预制板需要的钢筋混凝土来盖教学楼和宿舍楼。没有化工部门，就没有夜间上课必须的煤气灯。没有造纸厂和印刷厂，就没有课本和作业本。没有机械加工厂，就没有蘸水笔。没有，就没有。

反正要是没有工业化，像这样快速的建好一所三千人的学校，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有人说，在古代社会里依靠手工工匠也能做到这些啊。这话倒是没错。可是，依靠手工工匠，能在三个月内完成这些工作么。一栋栋教学楼、宿舍楼，一片片操场，一车车的课本和文具。这些东西，都是王书辉在三个月的时间里，让复兴会的各个部门完成的。

在公元1621年年末这个时空里，王书辉没有办法进行横向比较。作为东方世界最强大的政权，明王朝的最高学府国子监也没有自己即将建立的复兴学校规模大。而在西方世界里，无论是正处于衰落阶段的西班牙帝国，还是其他正在兴起的海盗国家，也都没有三千人规模的学校存在。

王书辉正在筹备建设的这所学校，虽然在现代社会，也就是个县城中心小学的水平。但是，在这个时空里，她却实实在在的是个巨无霸。

王书辉虽然自认为自己是个有水分的工业党人，但是，他毕竟是个学社会科学出身，从事社会知识教育的文科僧。

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的同时，他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穷的。他是个工业党的拥趸，可在实践层面上，他更是个毛老人家的信徒。毕竟，中国的工业化基础，是毛老人家，用他自己的理论和意志完成的。

正是出于这样的立场，他才会对自己的本职工作，对教育事业这么上心。因为王书辉有一种非理性的感觉：自己在明朝末年，这第一批真正的学生，才是未来工业化中国建设的骨干。中国第一个科学家，中国第一个工程师，中国第一个设计师，等等等等的各方面，各领域的工业化新中国的第一个，都将会从自己的这批学生中脱颖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