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启对此不甚了解，于是苏彩儿为他解释，北宋神宗时期，新党领袖王安石变法，但遭到了守旧势力的阻碍，这些人自是旧党，王安石变法革新受到了神宗在内很多大臣的支持，是为：变法派，而以韩琦、富弼、司马光、苏轼等人反对之人则称为反变法派。

神宗死后，哲宗即位，哲宗赵煦，神宗第六子。即位时10岁，由祖母宣仁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将王安石的变法尽行废除。此一时旧党得势。

哲宗死时二十五岁，在位十五年，而司马光任相只一年，他最大的贡献除了那部资治通鉴之外，就是对后来的徽宗赵佶说过的一些话，这些话的意思是，王安石力行的变法，也并不是一无是处，很多方法是可行的。

作为旧党的领袖，司马光的这些话足以说明，此人很是心胸坦荡，其实王安石变法之后有些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比如：神宗逝世的元丰八年，国家财政总收入达八千二百四十九万六千三百贯石，比宋真宗天禧五年国家财政总收入的六千五百一十三万八千贯石多收入一千七百三十五万八千三百贯石。

徽宗即位之时，朝堂之上仍受旧党把持，如：韩忠彦、苏颂、章淳等，这些人的势力不小，且受到文人士子阶层的支持，但很快两方势力就有了变化，原因是新党的有些著名大臣的启用，曾布、张商英等人，又复新法。

赵佶即位时十九岁，由一手扶起他的向太后临朝，向太后是旧党第二个护法神，她再度撤销新法新制度，恢复原状。不过她当权只七个月，就卧病不起一命呜呼了。而后徽宗临朝，启用新党蔡京，新旧党争随之又起。

苏彩儿告诉刘启，沈瓶儿的父亲沈括就是新党人物，而他的对手苏颂则是旧党先锋，其实这两人都是当事的大科学家，苏颂最大的成就莫过于水运仪象台，以及他的药物学著作──本草图经，而苏颂此人正是苏彩儿的大伯苏弼的亲大哥

日昌隆在京城最大依仗也正是苏颂，其门生故旧极多，但东京史家却是苏颂的亲戚，史文恭是他的表外甥，苏颂去世之后，京城苏氏一族皆受史家照顾。这些沾亲带故的关系使得东京史家与日昌隆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刘启在徐州的一切行动，史家之人全都掌握，由于背后是日昌隆在支持，史文恭判断刘启一定是日昌隆系统内关键人物，遂打着他的名义给苏弼去信，声称刘启建议两家联姻，并支持日昌隆开拓北方业务，一同开发一项新的计划。“这个家伙有够无耻我逼他退让徐州铁矿，他却诬陷我给你定亲”刘启怒道。

苏彩儿道：“其实史家的目标不在铁矿，也不在我，他们的计划已经有很久了，现在使用的所有花招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急需日昌隆的财务支持”

刘启奇道：“他们到底是个什么计划呢这么重要”

苏彩儿道：“他们需要巨资开发大的海船”

“这是为何”刘启问道，难怪他奇怪，因为历史上，宋代的航海技术非常发达，更是远洋到了非洲海岸，为什么还要开发海船，难道是一种更新的航海技术吗

苏彩儿为他解释，原来东京史家一直把持着整个大宋的陶瓷烧造业，由于技术基础越来越好，除了皇室供奉之外，民间更是供不应求，可是陶瓷这种东西虽是消耗品，但总有时效性，况真正好的瓷器价格却也不菲。

当大量的瓷器溜出宋镜进入辽国、西夏、回鹘等国时，史家人才发现，他们的瓷器竟然是一两瓷器一两金的昂贵尤其在西域等地，价值更高于黄金。他们于是就想将瓷器运往西域等地。